意识形态专栏新中国70年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经验

      意识形态隶属于社会文化结构，在特定社会的上层建筑诸结构要素中，它通常以政治为中介直接或间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关乎经济建设成效，它能够坚定信念、鼓动干劲，激励人们朝着既定的目标任务奋斗；而且，它还能凝聚社会共识、提升价值认同，因巩固、扩大特定政治体系合法性基础而服务于政权建设。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党执政地位不断巩固、国家繁荣昌盛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始终坚持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通过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而不断筑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历史地看，党管意识形态工作，是在管理中强化领导、在继承中坚持创新。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主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始终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习近平曾指出：“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的共同思想基础。” 因为意识形态具有凝聚功能。作为团体的认知体系，它总是凝聚着团体成员的共识、规约着团体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因而对团体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导向作用。宣传思想工作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抓手，它能够影响和作用于人的意识认知，其主要职责是把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宣传到广大民众中去，用先进的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和思想，凝聚共识、凝心聚力，为完成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为实现崇高的理想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社会建设。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明确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此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期间出现了一些挫折，特别是党内“左”倾错误观点日益严重，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开始了全面拨乱反正工作。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然而，改革开放之初西方社会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也乘机混入并影响到国内一些人的思想，对此，邓小平又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一时期的自由化思潮，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挫败了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妄想乘机“和平演变”的图谋。历史已经证明，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党经受住了国际社会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没有像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被“和平演变”；并且，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项事业均取得了伟大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到2010年时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日益牢固、党执政的合法性越来越得到全体人民的高度认同。

      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主导地位，并不反对多元思潮并存，而是坚持一元主导、统领多元。在当代中国，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多元社会思潮，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但是，对于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对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则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特点，表明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观点、价值取向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早在1953年10月，针对当时农业互助合作的形势，毛泽东先后发表过两次谈话，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产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亦是如此，因为思想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一定要去占领；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反观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苏东剧变”，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被西方国家“民主”和“自由”等价值观念渗透而导致思想混乱，是导致其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前车之鉴，后世之师。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抓意识形态工作，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来的工作时，充分肯定了“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

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党就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统一领导。“党中央要求迅速健全各级党的宣传机构，通过报纸、出版、广播、电影、学校及其他各种文化教育工具，经常地向各界人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各项主张，并规定了党的宣传部门在新闻出版、广播、文化艺术以及群众宣传、理论教育、学校教育等方面的领导职责。”在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同样显得重要而迫切，因为思想文化建设不仅能振奋国民精神，而且能够为经济建设提供智力支撑。毛泽东向来高度重视抓思想工作，他在1942年7月曾说“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950年5月，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也说过，“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要求各级党委领导干部学会拿笔杆，其实是强调抓新闻宣传工作、抓意识形态，干革命、干事业就要把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间，经济建设搞上去了，但一些封建社会的思想残余沉渣泛起，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潮也乘机侵蚀进来，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受到一些年轻人的盲目追捧。总结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及“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执政党没有重视思想文化建设、放松了抓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讲话：“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这是对各级党委领导干部提出的明确要求，要主动抓、抓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针对意识形态工作抓不抓、如何抓，江泽民也曾明确提出要求：“党委书记主管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各级党委书记都很忙，需要抓的大事确实不少，但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对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进入21世纪后，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和平与发展虽然是世界的两大主题，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未间断。面对《1999：不战而胜》的叫嚣以及一些西方学者抛出的“淡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论”――这不过是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分化的一种形式，党抓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因此，胡锦涛说，“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意识形态具有建构功能。特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政治情感、态度等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够模塑人的思想，引导人们的思想观念趋向社会的主流价值，增强认同度。这种政治认同，构成特定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心理基础，任何执政党、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能无视这个合法性基础建设。因而，抓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首先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积极功能。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深刻把握了意识形态建设规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搞建设，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效的同时不断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和信任，赢得了民心，从而不断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管意识形态工作，就是丝毫不能放松抓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明确要求党委领导干部主动谋划、主动担责、主动作为。因此，各级党委领导干部应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对待社情民意，加强调研、与时俱进，善于养成互联网思维分析社会舆情思潮，创新宣传思想工作方式方法，确保党的路线方针宣传落实到位，推进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向大众化。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还要牢牢把握宣传思想工作的话语权。站在什么立场说话、传递哪个阶级的声音，是宣传思想工作的核心问题。党要牢牢把握宣传思想工作的话语权，首要的是抓好舆论宣传工作。在“苏东剧变”时期，宣传思想工作话语权的变化起到了舆论发酵、混淆视听的消极作用，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沦陷，前苏联尤为典型。苏共因放弃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而导致宣传思想工作和舆论的话语权的丧失，加之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内外夹击之下，苏共的意识形态阵地旁落，是导致苏联最终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创新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意识形态作为一套思想观念体系，必须通过一定的话语形式予以反映；特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反映了特定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主张，为维护特定统治阶级的政治合法性进行辩护，因此，统治阶级需要探索构建为主流意识形态自身进行论证和辩护的话语体系。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未来社会发展阶段提出的原则性设想，是基于生产关系性质的标准而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其中，共产主义社会又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还不是直接实践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时代，具体到各个国家的革命实践和现实国情，则应结合实际进行探索。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就把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只能建成“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不能立即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社会主义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又是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呈现，因此，我们所要构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其主题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必须通过一定的文化形式来表现，人类创造的思想文化成果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意识形态形式或包含在意识形态中被保存下来，在这种保护与传承中，人类的话语体系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领导人民进行“一化三改”，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和措施。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行，表明我国由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9月，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初步确立。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其间既有重大成就也有失误和挫折。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但是，1960年代党的指导思想方面“左”的倾向不断发展，特别是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重大挫折，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也就此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创新的主题。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支撑并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我们党开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探索构建并不断创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构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和本质内容。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题，结合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我们党先后又提出“白猫黑猫论”、小康社会及和谐社会等理论话语。这类特色鲜明的话语一经提出就深得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不仅体现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要求，也有力巩固了党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我们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属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其话语体系是随着理论创新而不断创新的，是适应特定理论内容的话语体系创新。适应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中国梦”等话语应时而生。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把新时代我们党的重要执政理念概括为“中国梦”。“中国梦”的提出，不仅高度凝炼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保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理论价值，更是以形象化的表述号召亿万人民团结一致、凝聚中国力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可以说，“中国梦”体现了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彰显出中国气派，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大众化转换提供了范本。

四、切实掌控网络宣传及舆论引导权

      任何新闻舆论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网上的舆论思潮乃至信息传播概莫能外。由于互联网突破了边界限制，网络空间的信息交流特别是舆论的交互传播与渗透，变得迅捷而自由。公民可以不受身份及任何资格条件限制参与网络活动，网络社区纷繁芜杂的舆论环境等等，共同催生了观点各异且生机勃勃的舆论场；社会思潮可以投射到网际空间，网上的舆论也可和现实社会发生互动影响，这使得网络思潮变得更加多元复杂而难以管控。众所周知，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无人可比的互联网技术优势，他们一方面依托先进的互联网技术行使网络话语霸权，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有意无意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造成极大的干扰。应对互联网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我们党非常重视抓马克思主义网络阵地建设，不断壮大网络舆论阵地，强化网上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切实掌控网上宣传思想工作的话语权。

      党对主流舆论阵地建设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当前，互联网技术发展早已实现了报网一体化。在报网一体及媒体融合背景下，众多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既自成一个个网络阵地单元又交互渗透。这些单元阵地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打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网络阵地，充分发挥其网上正面宣传及舆论引导的积极作用。2007年，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8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讲求引导艺术，积极运用新技术，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了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必须抓在党的手里，……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对新媒体，要建立健全舆情收集反馈机制，加强内容监督，做好分析研判，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及时清理网络谣言和各类有害信息。要引导新媒体加强行业自律，自觉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内容审核把关、监督检查机制，不制作、不发布、不传播非法有害信息。要教育引导广大网民遵守互联网秩序，依法上网、文明上网，理性表达、有序参与，增强辨别是非、抵御网络谣言的能力，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而且，习近平还非常关注主流媒体的融合发展。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就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再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媒体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网络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人人均可自由表达――且不论这种表达合理合法与否，很容易在网络空间形成思潮芜杂、泥沙俱下的舆论局面，因而，要“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切实加强网上正面宣传及舆论引导，牢牢掌握网络空间宣传思想工作话语权。对于我国的众多网络媒体而言，就必须贯彻落实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方针，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走向，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阵地作用。
另一方面，在网络空间加强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与开展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构成了加强网络舆论引导权建设的一体两面。针对一段时间网络上出现的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抹黑历史英雄人物等不良倾向，少数网络媒体阵地意识不强、缺乏政治辨别能力，对一些所谓的网络“公知”、“大V”的言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众多主流媒体予以深刻揭露并坚决反击，起到了正本清源、激浊扬清的作用。2018年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充分肯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明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互联网或广播电视等侮辱、诽谤英雄烈士，并规定若有违反，公安、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网信等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2018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通过网络、广播、电视、讲座、论坛等方式发布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文章等行为，规定为党员违反政治纪律将予以相应处分。特别是，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不同阶级不同性质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中国政府自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利用互联网向我国网民输出“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应引起高度警觉。江泽民较早认识到信息网络化给宣传思想工作带来的严峻挑战，要求各级党委和实际工作部门必须牢牢把握网络空间思想舆论工作的话语权，“要高度重视信息网络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加紧学习信息网络化知识，高度重视网上斗争的问题。我们的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等，都应该适应信息网络化的特点。”前些年，西亚、北非一些国家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刨除其国内的各种诱因，均能发现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网络渗透的魅影。面对网络意识形态渗透与斗争新形势，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改进创新网上宣传，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要大力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和传播载体，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不断增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分析网上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运用正确战略战术，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牢牢掌握网络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

五、始终加强意识形态物质基础建设

      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是多元的而不是唯一的，主流的、主导的意识形态一般也是先进的意识形态，它对特定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因为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特定社会的主流价值；而落后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发展则起着延缓和阻碍作用，因为它没有正确反映出特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因而与社会的发展趋势和要求相背离，并且，还会带来经济建设的重大损失和政治上的严重动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使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遭到巨大破坏，而且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损失。可见，从巩固特定社会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角度看，意识形态基础能够为其提供文化“软实力”支持。但意识形态并不是人脑中固有的，而是来源于社会存在；它对社会存在具有依赖性，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马克思曾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尽管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会产生反作用，但它毕竟是第二位的，不是决定性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又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可见，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及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在彰显意识形态“软实力”的同时，有助于扩大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效，能够扩大并巩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绩效基础。这两大基础的建设着力点虽不相同，但彼此呼应、缺一不可。

      意识形态说到底属于认知体系，它不可能是空中楼阁，而必定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受经济基础制约。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一定社会存在的产物，其内容和形式受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发展的制约和决定。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特定的意识形态只能是特定阶级的社会意识，其所反映的是该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尤其是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对生产资料占有者——统治阶级而言，加强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建设能构筑统一社会认识的基础，提升其政治统治的社会认同度，由此筑牢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在社会主义中国，就体现为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取得经济建设的新成就，在扩大并巩固党执政合法性绩效基础的同时，不断提升全体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度。

      回顾党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时期纠“左”和反右的教训，特别是反思“文化大革命”的过错，其重要原因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没有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经济建设开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向泰国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堪称金融危机中的中流砥柱；自2010年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不断取得举世瞩目新成就，与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特别是，2013年9月开始渐进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倡议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于2015年6月在北京举行协定签署仪式，对促进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全球投资需求及支持世界经济复苏都具有重大意义；不仅有利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助力经济发展，更体现了党中央的大局思维，把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地位再次拉升了一个档次。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生产能力达到一万二千亿斤。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一点二个百分点，八千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党中央、国务院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树立并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明显提升，国际声望日益扩大。目前，科学发展、协调发展的理念已深入人心，社会民众在巨大发展成就的感同身受中，选择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接受、信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创新发展的逻辑结果，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中国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曾指出，“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当前，我们要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但意识形态工作丝毫不能削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须臾不可放松。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仅因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以此来巩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且，党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通过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不断强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作者】房正宏  教授  博士  校研究生处处长
                              （部门审核：张建  初审：李守远  终审：张建）

【备注】该文已在《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3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