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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湖大故事黄天泽难忘书院岁月图文

时间:2016年06月21日 信息来源:湖南大学新闻网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难忘书院岁月   1946年我们全家由湘南老家郴县迁回长沙,父亲仍回湖大任教,当时因遭战乱损毁,校舍紧张,一些年长教授体谅时艰,都设法居住在市内,由于两岸交通极不方便,没有公共交通,两头只能安步当车,中间还需摆渡乘划子渡过两次湘江,进一次城单程往往得花几个小时,图所示为周六下午陪父亲进城时在牌楼口江边候船时的留影。   我的湖大故事黄天泽难忘书院岁月图文   1949.5.9摄,周六下午陪父亲进城时在牌楼口江边候船时的留影   因此,学校在岳麓书院内的教学斋和半学斋等处进行修缮,提供作为在校教学时的单人宿舍(通常老教授们都在周一上午来校、周六午后回家),父亲与经济系陈友古教授(我未来的岳父)和数学博士杨卓新教授等都被分别安排住在教学斋里的隔壁房屋内,一直住到1953年中南区高校院系调整时被调到原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为止。   我的湖大故事黄天泽难忘书院岁月图文   1946年考入湖南大学学生证   我就是在1946年考入湖南大学后(图为学生证),在那里与陈教授的女儿陈荣祖(湖大化学系学生)相识相知相恋,毕业后双双留校工作,于1951年春结婚成家后,又被分配住在岳麓书院南侧花园的简易家属宿舍(距离爱晚亭不过200米之遥),可以说,书院又是见证和成就我们夫妇美满婚姻的风水宝地,尽管物质设备条件较简陋,但是空气清新、环境幽静,由于当时还不时兴旅游,真有如世外桃源,不失为最佳读书胜地,何况还有岳麓书院遗留下来的文化余韵呢!所以精神上可说是极为丰富而且令人知足常乐的,为此,我曾诗兴大发,赋了半首打油诗以寄托当年(书院975年)的心境:   书院即将迎千禧,有幸先来此幽居。   书院先哲教诲   使我终生受益的莫过于在我念大学期间,先父语重心长地谆谆教导我,首先必须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一定要立志做一个对整个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   我的湖大故事黄天泽难忘书院岁月图文     岳麓书院的学规和圣贤先哲(孔子、老子、朱子等)的教诲来严格要求我,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要做到:生活上克勤克俭、量入为出;待人接物上讲信修睦、与人为善;学习和工作中埋头苦干、淡泊明志;思想上胸怀坦荡、知足常乐。使我终生未沾染上任何不良嗜好、却养成了好读书写笔记和日记的好习惯,遇到可疑之处则力求脑体并用去寻根究底,视野、知识和能力都得以与日俱进。   任教以后我也遵照先父的教导,以身作则来教育年轻一代,所以师生感情融洽,毕业之后仍有书信往返,我则不管怎么忙也必作答,尽管青胜于蓝,他们仍以师礼事之,这可说得上是人生一大乐趣,也是使我感到无比幸福的。   我的湖大故事黄天泽难忘书院岁月图文   先父题词   他还以亲历感受作为实例对我进行身教,湖南大学自1926年正式成立后经过十年的惨淡经营,已发展壮大成为全国省立大学之冠(图所示为先父留下的题词)全校师生都共同迫切希望改归国立,1936年1月父亲被省府任命为湖大校长,经过一年多的殚精竭虑、励精图治,改国立的条件已成熟,考虑到武汉大学的皮宗石教授(湘籍)与教育部长王世杰都系留英同学的关系,乃果断坚辞校长之职并推荐让皮先生继任,以促使湖大早日改为国立(详见2013年6月30日《湖南大学报》载张泽麟“春秋七十  风雨兼程——湖南大学改归国立史实考”一文。)父亲说这样做是遵照孔夫子的教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礼记·礼运》)。他认为“个人得失事小,学校发展前途事大”,“舍小顾大才是走正道”。此一实例使我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接着父亲又高瞻远瞩地指出,个人与地球这个庞然大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你,地球照样运转,但是,每个人的作为却可以使它转得稍许不一样些。上面提到的实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天生我材必有用,人生的崇高目标,就是应该竭尽所能为全人类作贡献,正因如此,势必要求我们修身养性、从善如流、与人为善、讲究诚信,以这样的方式待人接物,潜移默化相互影响,从而收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效果。那就会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愈来愈和谐协调起来,距离“大同”世界愈近了。岂不是让地球转得不一样了吗!图6为1948年6月8日父亲和我与郴郡同乡会的同仁在原二院(现物理实验中心)前欢送毕业同学的留影(先父坐前排中,后排右三为笔者)。   我的湖大故事黄天泽难忘书院岁月图文     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10月底全校教师集中在赫曦台周围听取徐懋庸(原中南教育部副部长)作思想改造动员报告,不听则已,听了令我大吃一惊,言犹在耳,大意是说:“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上中毒很深,非改造不可,否则,欲投鼠就顾不得忌器了。”   杀气腾腾,大有昔日始皇坑儒的架势,以致曾在旧社会教过书年纪较大的老师们,被迫多次在学生面前作“思想检查”,使他们人人都具有“原罪”感,不得不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才获学生“恩准”通过,这种做法实际上可说是“文革”的前奏曲。   其实徐也出身于知识分子且已年逾不惑,不知为何如此之“惑”,真令人大为不解,这就不得不使人想起1936年他挨鲁迅先生之骂的情景,也难怪后来徐在武汉大学抓思想改造时犯了大错误,这就是其必然下场了。所以,当时我曾私下赋诗一首:   思想改造起风雷,年长教师倒透霉。 投鼠竟可不忌器,杀猴儆鸡左偏威。

 

责任编辑:戚家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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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编辑: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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